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指导制定不同民族政策的基本思想观念主要有二，一是夷夏之防、夷夏之辨，二为四海一家、华夷同体。石志新在《试论太平天国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东岳论丛》1999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太平天国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是导致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领袖洪秀全以夏尊夷卑、华夷之辨观念为指导，制定了狭隘的名为种族革命而实为种族复仇的民族政策，将打击清王朝与排斥、仇杀满人相混淆，把反封建与反满人相等同，在实践中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多次发生屠杀旗兵满人事件，铸成了太平天国民族政策的重大失误。
桥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古老而常见的意象，它背后大都连接着一个有关性爱的主题。夏维波、杨宇在《中国文学中河桥意象与性爱主题的文化阐释》（《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隔河情结”与“河桥意象”是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两个模式。“鹊桥神话”和“尾生传说”两个民俗故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隔河情结”逐步形成的过程。男女被河阻隔的情结是原始思维中氏族不得通婚的原始制度的产物，两性间渴求沟通的潜意识欲望，通过桥的意象传达出来。桥在民族心理中是男根的象征，桥也暗示着男女的交合。河桥意象在文学中成为一个与性爱主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原型。
杨军在《箕子与古朝鲜》（《吉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箕子于商末避乱东迁，率部经辽西至朝鲜半岛建立箕国。周武王封箕子为东北地区的诸候长，箕子表示臣周，未参与武庚之乱。约在西周末年，箕侯国更名为朝鲜侯国。朝鲜一词最初为地域名，指今大同江中下游一带。朝鲜侯国极盛时疆域包括包括后世秽貊各族居住地与辽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因而这部分地区也可以称为朝鲜。对于朝鲜作为地域名的双重含义，古史中未作区分，后人理解不同，对箕子东迁朝鲜的史实因而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江有祥在《唐代剑南道酒史实考》一文中认为，剑南春酒出现于中国的盛唐时期，它是唐代剑南道各种春酒的代名词，剑南春酒的特点是浓香味美，其中著名品种约有七个，即成都“烧春”，汉州“鹅黄”，郫县“郫筒”，戎州“重碧”，射洪“春酒”，青城山道家“乳酒”。其中，汉州“鹅黄”和郫县“郫筒”都属于重酿型的蜜酒，这两种醇酽馨香型春酒（特别是汉州“鹅黄”）在唐德宗以前曾作为贡酒献纳朝廷，每年要向皇帝贡献相当于现在200公斤至600公斤这样的巨量。唐朝的皇帝常常用四川进贡的春酒大宴新科进士及赏赐大臣。唐代的剑南春酒标志着四川酿酒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卢秉利在《学术与政治：从胡适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二难选择》（《求索》1999年第4期）中，以胡适为例，论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两难选择。文章认为，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思想观念，影响了胡适、丁文江、陈独秀等人的人生选择。三不朽观念，乃至圣王精神使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们在努力追求学术成就的同时，也在努力追求着道德成就和事功成就，并以兼得三者为人生至善至美之境。而如果这三者无法兼得，知识渴望与道德不安发生紧张的冲突，他们的道德追求很快就会压倒一切而成为取舍人生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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